中国能源安全在未来将面临怎样的形势？
刘强（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201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总体看，目前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已经达到峰值，但是未来并不是立刻下降，而是在波动中逐渐下降。预计从2020年44亿吨标煤下降到2040年39亿吨标煤，并基本稳定，不过天然气将保持较快增长。未来30年，中国能源结构也将有较大变化。煤炭从2020年59%下降到2050年36%，石油保持在19%，天然气有望从当前10%上升到2050年25%。消费结构方面，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渐完成，工业部门消费份额将从55%下降到约40%，其他部门份额将有所上升。
陈蕊（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所副所长）：我们预计，中国石油消费量在2035年左右到达峰值。天然气峰值更远，不过目前天然气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是不完善的，全球天然气产业还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中国更是处于萌芽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中国已经把天然气作为未来主体能源来培育。
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速也明显高于石油增速，预计以2%到2.5%的速度增长，是石油的2倍，这意味着未来天然气消费占比会提升。其中亚太是主要消费增长的来源。届时，世界天然气贸易方式将有很大的变化，LNG贸易在全球中贸易占比将持续提升。随着LNG贸易规模的提升，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会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李平（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较低的油价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仍然需要推动能源革命，这是我国对清洁能源、智慧能源追求所决定的。低油价下，推动能源革命不应该靠提高石油价格，而应该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进步，让清洁能源有更强的经济性和可获得性。
全球能源治理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创新解决？
洪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改革需要体现包容性和面向未来的特点。全球能源治理框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看，现有能源治理机制改革，例如IEA、OPEC需要更加务实。长期看，能源治理要覆盖能源贸易外更广的范围，要致力于能源安全内涵泛化背景下的共同安全。
杨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能源革命的本质要求我们能够在不同的供给来源与方式、消费的结构与模式、技术路径上实现更为多样、更加自由的选择。有了更多可选的组合，在相互补充又充分竞争的框架下，我们的能源框架才更为安全，才能够无障碍地享受现代能源体系所带来的便利与自由。可以说能源革命就是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充分的能源选择。
陈新华（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在全球化的市场里，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一个有效运转的国际市场。没有一个有效运转的国际市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单方面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如果国际能源市场是一条河流，生产国和消费国都是这条河流旁的居民，能源安全是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通力合作的产物。既然都依赖同一个能源市场，保障其正常运转就成为生产和消费国共同的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全球能源治理上将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实现共同发展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词，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也是社会的发展。要更多考虑社会和环境改善的目标，有限资金应该优先投入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突出的领域。此外，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注重保障各国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会引起部分经济体转型，部分产业受益，部分产业受损。这些社会成本仍需要考虑，因此，再分配政策非常重要。
李平：全球共建是实现能源安全最根本的保障，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天然气共同市场。目前，东亚地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天然气交易市场。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亚洲地区天然气生产、输配、消费之间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建立亚洲能源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天然气交易亚洲市场。此外，通过在铁路的液化（天然气）集装箱运输和罐箱运输，来弥补我们天然气多种渠道的运输方式，这也是一个新的天然气供给思路。
中国应该如何深入参与地区以及全球的能源治理创新？
洪涛：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更加灵活且不失底线的姿态更深度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态度上越来越基于市场，越来越秉持开放的能源观，从局外到局内，从跟随到影响，要实现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全面协同转型，才能实现全球协同的能源安全。
盖尔·鲁夫特（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顾问）：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能源合作需求。一个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一个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能源都不在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前五之列，2016年双边能源贸易仅为26亿美元，2017年迅速增加到87亿美元，但是未来美国还有很大潜力，可以向中国出口能源，并可以有助于扭转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部长就表示过，中美之间能源贸易达到400亿美元的份额是很容易的事情。
何肇（国际能源署中国办公室主任）：中国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有多种路径：一是坚持多边合作模式，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行；二是在全球能源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分享中国能源的发展经验；三是进一步融入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创新智慧和力量；四是加强在现有能源机制下的政策性沟通，增强话语权；五是增强人力、技术、资金方面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