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性能看，风能和太阳能属于间歇性能源，在使用期间必须有后备电源来补偿风能和太阳能不足时的供能。而天然气由于具有灵活的可调度性，调峰能力强，又属于清洁能源，是风能和太阳能最好的候补电源。随着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天然气的灵活调峰能力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更值得关注的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之间具有强大的经济互补性。从成本结构看，天然气的边际成本（主要是燃料成本）的变动性极高，而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近年来，天然气的燃料成本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行情，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可变成本则由于持续的技术进步、政府补贴以及长期电力购买协议的保护稳定下降，此外，天然气电站所需要的前期资本投入和后期运维成本等固定成本则相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说要低得多。根据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研究，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金融风险和运营风险等特征上表现出非常明确的互补性。见图1。
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都属于清洁能源，而且又具有明显的技术经济互补性，两种能源的组合为从大规模能源系统到分布式、移动式能源系统的各种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创新带来了美好的前景。
事实上，美国已经在积极探索建立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互补性基础上的各种创新。例如：美国的NRG能源公司在它的YieldCo中就将可再生能源资产和天然气资产打包证券化，从而为YieldCo股东提供更加稳定的分红。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也在积极探索商业、产业、交通运输、居民等各个层面实现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协同的商业模式，例如，在居民层次，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第三方能源运维商购买智能化能源设备或为购买该项设备提供融资，在排他性地和多个家庭单元进行互动的同时为批发电力市场提供平稳电力和需求响应，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运维商将居民微网和微型燃气轮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提供更加平稳的电力负载，另一方面实现了冷热电三联供，这样一个智能化混合能源系统就体现了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居民层次的商业互补性。
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缺少油气的国家，油气对外依赖度高对能源安全形成挑战。但是，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发展十分迅猛，风机和太阳能面板等可再生能源装备生产能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说美国是利用其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两种富集资源实现协同互补，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则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这种互补性。例如，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太阳能资源、风能等资源富集，但是其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装备能力落后，天然气管网设施的设计、制造与铺设能力不强，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和中亚之间的产业链比较优势的差异，在“一带一路”上打造一个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共同传输走廊，共同开发利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经济互补性。
“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世界油气供需格局调整的时期，也是全球能源治理改革的时期。打造这样一条共同传输走廊，在更广阔的区域实现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经济互补性，不仅有利于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而且，也有利于中国自身实现能源安全、电网升级改造和缓解弃风弃光问题。以往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能源合作多通过政府之间的协议推动，但是，通过加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经济技术互补性，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推动各种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创新，将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的加入。
总之，打造“一带一路”上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共同传输走廊将推进“一带一路”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国电力交易和互联，最终可能形成“一带一路”上的区域电力、能源共同体，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而所蕴含的商业机会也是极其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