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目前的时点，还是从长期来看，我国石油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形成。
或许，还有人认为，可以商讨是否属于“相对”过剩。在这种“相对论”的背后，其实是在期待中国经济重归高增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归高增长周期。折射的是一种“做大做强”发展模式主导的“摊薄性”增长逻辑，而非市场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能源转型已无法回避。从高碳到低碳，是时代大势；从低密度到高密度，有着清晰的发展路径。2016巴黎气候峰会让“低碳道德化”观念形成共识，低碳减排的道路上，中国不能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中国特色”。
另类的过剩
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低迷，让很多问题浮出水面，原有发展模式的缺陷也暴露出来。
相比较煤炭、钢铁的产能过剩，石油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既相似也不同。其复杂性，不仅仅表现为产能数量上的过剩、效率上的落后，更在于认识观念上强大的惯性。低油价凸显了中国庞大的石油工业体系在市场规则下的脆弱性，尚未找到市场经济环境中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披露，截至2015年年底，国内炼油总能力为7.1亿吨/年。“十二五”期间，全国炼厂平均开工率不断下降，从2011年的81.5%下降至2015年的75.4%，明显低于84%的国际平均水平。按照85%的合理开工率计算，国内炼油能力过剩1亿吨/年。
而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国际原油价格将在低位徘徊，炼油环节效益较好，投资炼油冲动开始攀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呼吁，宏观调控如果不及时不到位，国内炼油能力将严重过剩，届时再进行去产能，将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引发社会问题。建议现在就严格调控炼油产能，调整一批新建炼油项目建设节奏，并在“十三五”规划中有所体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石油行业的另一种过剩的表现——生产效率的低下，而且这是一种与我们的资源严重不匹配的过剩。
以上游为例，虽然国内的石油产量只有需求的40%，可以说“供给不足”，但是同样是维持1亿吨/年的石油产能，埃克森美孚每年只需要打50口左右的探井，但是中国需要打1000口。中国的石油产量只占全球的5%，却有2000台钻机，占全球数量的30%。拥有300万的石油工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还多。过去高油价的时候，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这些弊端都被遮盖了。
从炼油的综合能耗来看，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国际先进水平一般小于40千克标油／吨原油，而国内主要大型油企的综合能耗接近60千克标油／吨原油，地方炼油企业综合能耗则接近90千克标油／吨原油。2014年，国内大型油企财务报表所显示的资产利润率不到国际主要油企的一半。
短缺的阴影
供应方面:美国非常规石油过去5年增加了2亿多吨，相当于每天增加了500多万桶，大大改变了石油供给的格局；需求方面: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经济调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能源需求放缓。供求不平衡导致了石油价格战，还有相关替代能源快速发展，石油可替代技术出现，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在加快。
当今中国石油工业对世界的影响力前所未有:最庞大的石油工业体系、最大的石油买家、最大的国际最大的石油资源投资国……。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需求推高了世界石油价格，随着石油价格高涨，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做大了。规模上中石油超过了跨国石油公司历史老大艾克森美孚，中石化的下游产能在世界上也已经数一数二。国内油气资源禀赋没有随着石油公司规模的增长而改变，石油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投资回报水平也没有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而改善。庞大的产能和规模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站在了顶峰，在持续低油价的今天，我们迷茫了，没有了方向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不仅是石油工业，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从极端的短缺到普遍的过剩，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什么样的理念、机制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从历史维度看，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我们难以摆脱短缺经济时代造成的心理阴影，在于我们安全感的缺乏。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指出那样，“短缺是许多众所周知现象的原因之一，例如，对价格信号反应微弱，对努力减少成本和创新的刺激不强，质量低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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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从初具规模到体系齐备，期间经历了会战模式、苏联体系、自给自足、提高产量保供给等阶段，我们始终把石油当作战略物资，过度追求控制权、话语权。过去，石油企业扩大国内外产能对增加供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提高行业运营效率的崭新阶段。
此前，石油工业对资源、储量、产量的认识，遵从的还是资源思维，与资本、经济无关。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石油工业的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非常缓慢，基本还维系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架构，我们的石油公司还是“综合性一体化的小社会”架构，不相信市场、不相信竞争、不相信社会分工。我们能够学习和采用新技术，但是不得不维系“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社会架构”，技术进步的“溢价”不足以抵消“小社会”的成本增加。本轮油价下跌，“摊薄性”增长的弊病充分暴露了，公司组织架构停留在老制度框架里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直面过剩挑战，石油公司尤其需要建立资源价值概念，必须要顺应价格趋势，再考虑自身掌握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而决定适合的市场策略。
倒逼的出路
正如科尔奈所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如果对究竟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没有深刻的理解，那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使经济转向保证计划和市场更好结合的体制。采取那些不消除缺点和困难根源的表面措施的风险是存在的”。
目前，石油行业的重心已经随着供大于求的变化，从争夺资源转向争夺市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供应商争夺的焦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购买力就是话语权，我们应该学会用好这个话语权。
从全球维度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某种程度上而言，高石油进口依存度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安全保障，而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
由此来看，目前广受关注的放开上游，无论是常规油气资源，还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探明未动用（未开发）地质储量83.6亿吨，天然气3万亿方。按发现成本2美元的桶油当量成本计，约有1万亿元的资源埋在地下。问题是，从价值角度出发，这些资源是否能在当前的成本环境下开发？如果还像原来一样，不计成本去开发，产量是会上来，但在市场经济中，并非企业行为，难以持续。
对于管道拆分可以尝试，但也不是当前石油行业改革最迫切最关键的事情。从根本上说，石油行业去产能如此困难的原因就在于，石油工业的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非常缓慢，先有油田后有城市的演进，让行业成为“综合性一体化的小社会”。与上一轮国企改革不同的是，纺织、钢铁等行业依托的是城市，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油田所在地区本身就是个社会，而且涉及系统内几代人，还有依附石油产业上的相关产业，去产能难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油气改革最大的潜力所在是下游，因为需求增长的动力还在，增长的空间还在。下游的放开，包括加油站、炼厂，将会形成一种冲击、一种对上游的倒逼。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放开下游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但也会通过市场竞争迫使低效率的产能退出，通过兼并重组达到真正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最关键的是，这会是市场选择的过程。
主管部门需要明确认识，破题之道在于让石油公司回归企业属性，对其按照企业发展的规律进行管理。因为这两年的低油价真正让这些油公司看到自身不足，明确了努力方向，也有了提升效率意识和举动。
具体而言，对石油行业的改革，建议国家主管部门不要沿袭发布具体措施的做法，应该实施无为而治的策略，不能对石油央企施以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父爱。相关部门只需要以股东的身份，明确对企业的要求，提出回报目标，让企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去经营，并给其和他企业一样公平的政策，让其逐步消解小社会难题。唯此，方可逐步实现去产能，让石油产业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石油工业已经是石油工业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才有今天的石油工业大格局，中国石油工业也不可避免要改变。或是被动或是主动，改变都必将发生，“市场规则下的可持续”也许是这一轮改变要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