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未来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顾儒盟：各国都倾向于依靠各自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从长远看，目前已成共识的一点是，全球天然气储量仍很高，而天然气又是化石能源里污染最低的。如果一个国家要削减使用煤炭或者其他污染较大的化石能源，通常首选替代能源即天然气。天然气是当前降低污染的最快捷手段，同时还可保障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天然气的低排放特性，以及天然气热电联产的高效应用，使其有望在城市中普及使用。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在较长时间内，清洁煤炭仍会占据50%以上比例。天然气作为煤炭的重要替代能源，未来会发挥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在中国的能源结构里天然气的使用比例仍会上升，但我认为不会超过能源消费总量的20%。因为中国不是产气大国，需要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要，而保证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也是中国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
记者：参考欧洲经验，天然气存储在促进天然气产业发展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顾儒盟：地下储气库一共有三大类型：枯竭油气藏储气库，全球80%的储气库为这种类型，但需依据存储层特点进行处理，垫底气无法全部采出，注采速率较低；含水层储气库，这类储气库全球占比13%，工作气储量大，开发周期长，注采气流量很大，适合用来作为安全储备；盐穴储气库，全球占比约7%，空穴容积小，但具有高供给能力，注采流量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能够快速在市场上大量交易。
综合而言，天然气地下储气库的作用可以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系统优化。在欧洲，做早期天然气基础设施规划初期，就统筹考虑了管道、地下储气库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的整体最优化建设布局，以期实现投资价值的最大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储气库可赋予天然气生产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还将起到优化输气管网的作用。
其次，平衡冬夏季峰谷差，保障供给安全。以法国为例，法国是一个天然气进口国，为了确保天然气供应，很多进口合同都是长约合同，这样一来天然气在全年任何时段流量供应都是均匀的，但法国的天然气消费季节性差异很大，峰谷差达到8—9：1，气源富裕时存到地下储气库里，供气高峰时拿出来使用。法国政府从保障能源供应的角度，要求天然气进口商的储气能力至少要能提供3个月的消耗量，约占全年消费量的25%。事实证明，天然气储气库对法国天然气稳定安全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应对前两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带来的潜在天然气供应危机。
此外，随着欧洲能源市场的开放，地下储气库又成为运营商的一个交易工具。目前不少公司都把地下储气库作为优化贸易的一个手段，向市场提供一定比例的储气量用于交易，额外提供的服务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样储气库运营商可获得对天然气价格潜在的影响力。
记者：LNG储罐可以发挥什么样的调峰作用？
顾儒盟：欧洲的天然气进口是长约合同，LNG船周期性进港，用不了就放到地下储气库存起来。地下储气库与LNG接收终端两种手段是同时最优化的。
中国情况不同，因为地下储气能力欠缺，中国有不少地方正在考虑投资建设LNG接收终端，但这些终端并不具备储气能力。中国目前利用LNG终端来调峰，多用于临时救急。地下储气库量大，随时都可以用，理论上是一个最完美的天然气储存手段。LNG可以接收终端的存储量级与地下储气库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北京燃气集团在今年供暖季，通过我们进口了10船天然气，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北京冬季的用气高峰。但鉴于北京没有足够的储气能力，这些天然气到岸后的气化、输送窗口期很紧张。从长远看，还是需要建设地下储气库。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建设地下储气库的关键障碍是什么？
顾儒盟：合适的地质条件和商业模式是建设地下储气库的两个关键因素。中国适合枯竭油气藏型地下库的地质条件很多，考虑到中国市场这么大的规模，此类地下储气库并不足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中国现有的枯竭油气藏并不是最优化的地质条件，因此储层特别深，储气难度大。合适的盐穴型地型地貌也不多。最理想的还应该是含水层型，可以储存大量天然气，但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刚开始。
欧洲的市场开放已经走过10年时间，而中国正在市场开放的当下，中国签了很多天然气进口合同，有必要创建一个基础设施体系，达到天然气最优化合理运输、配送。其中，地下储气库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当前，单纯依靠市场还不能实现储气库的灵活运转。如果一个市场能够得以存在，就需要具备可以使天然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自由流通的前提条件，目前在中国这个前提条件并不存在。ENGIE集团是欧洲地下储气库的领军企业，我们愿意参与到中国的地下储气库建设。但如果不能保障一定的投资回报，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是很难做出投资决策的。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打破市场垄断，市场主体要更加多元化，要有科学可落实的市场规则，同时也要加强监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进展中，从中国政府最近频繁推出的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文件看，方向是积极明确的，但真正市场化还需要时间。
因此，当前中国要加大储气能力建设，还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赋予储备设施开发竞争性。建议对进口商和生产商（主要针对地缘政治或供应中断的风险），以及供应商（如地方配气商，针对气候风险）分别实施不同的特别储备义务。在国家层面，保障供给安全的储气库开发应通过公开招标展开。在地方层面，依据地质条件的不同，应当允许一定的地方主动权，特别是小型调峰储气库的开发。地方配气商有责任保障供应（需求多样性）。此外，欧洲的经验表明，储气服务的市场价格不能充分体现储气库的价值。比如，地下储气库建设的越多，调峰的需求就越少，这反而会削弱其自身价值。因此，一个受监管的价格机制，而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机制，才有可能保障地下储气库投资商的合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