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正让世界发生变化。其中，能源最有机会代替丝绸，成为新的媒介和载体，助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实施的主体，能源企业迎来的也是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覆盖亚欧六大经济区，从东南亚、南亚延伸到非洲、欧洲。单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就分别占到世界总储量的57%和78%。在这一区域开展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几乎都与能源往来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中国的能源企业恰好处在“走出去”的阶段，以寻找市场、配置资源、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拥有一部投资宝典，就十分必要了。
湖南卫视今年的《歌手》节目播出之后，相信不少人都被迪玛希——这位哈萨克斯坦的国宝歌手——圈粉了。凭借海豚音和高颜值，迪玛希大放异彩、人气高涨，斩获亚军，就连关注节目的两国观众也对彼此国家产生了更多的认识和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往远不止于此，而是早已通过多种形式联通在了一起，中哈原油管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合作。它是中国第一条战略级跨国原油进口管道。就在不久前，中国石油宣布，截至3月29日11点58分，中哈原油管道实现累计向中国输油1亿吨。
“一带一路”范围内陆上原油和天然气主要富集在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要将这些资源持续、经济地输送到国内，能源通道建设无疑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大重要机遇。目前，由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构成的西北部油气通道，中缅油气管道构成的西南油气通道，以及中俄油气管道构成的东北油气通道，都是中国陆上能源进口的重要战略通道。
对企业来说，沿着油气运输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开拓，都有不少商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教授看来，能源投资合作活动存在多种合作模式，其中油气企业“走出去”最早，要着重发挥好培养起来的各种优势，包括人才储备、已有成果和管理经验，等等。
在上游领域，可以加大对勘探开发项目的参与和投资力度。沿线油气国家当中，既有像哈萨克斯坦、伊拉克这样开放程度比较高的，也有像其他几个中东国家那样，因为国有化程度比较高，加之受宗教、宪法的制约，很难进入其勘探开发领域的。发掘潜力、抓住时机、积极合作，应该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切入口。中石化在伊朗投资建设的亚达瓦兰油田，就是凭借提供伊方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拿下了这个探明储量超过300亿桶的特大油田的开发项目。
在下游领域，可以更多参与炼化项目。“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油气资源国家，尽管资源储量丰富，油气生产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油气的液化和炼化能力比较匮乏，导致天然气液化生产出口能力偏弱，成品油也严重依赖进口。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15年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东的炼厂产能仅占全球的8.5%，和当地61.5%的探明储量所占比重明显不匹配。而炼化正是中国的优势产能之一，相关企业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与资源国共同合资建设炼油厂、天然气液化厂、油气管道、存储设备和化工厂等配套项目、设施。这也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例如，吉艾科技就与洲际油气合作，在后者进军中亚上游勘探业务之际，从配套的油服、炼化领域进驻中亚，新建了塔吉克斯坦丹格拉炼厂，成为其近年业绩的最大看点。
同样，供电基础设施是另一个重大机遇。央视纪录片《一带一路》里，拍摄了一个巴基斯坦山村小姑娘曼娜扎，放学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阳下山前赶着把作业做完——因为电费太贵了，占到全家支出的1/10，而且还经常停电。
类似这样电力短缺的现象并不少见。长江证券最新发布的电气设备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年用电量不到1700千瓦时，低于全球平均的3000千瓦时，可见提升空间之大。根据测算，如果这一数字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将为全球电力企业带来大约13万亿元的市场增量。
已经在海外市场具备优势的中国电力企业，正好大显身手。国内龙头企业的技术实力已追平了日韩对标企业，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特高压输电等特殊市场，也实现了对欧美巨头的超越。而中国电力设备和工程总包价格通常不到欧美企业的一半，超高性价比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以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建设巴西美丽山特高压项目为例：国家电网中标美丽山二期项目，预计将带动变压器等核心输变设备共计50亿元国产电力设备出口，特变电工、中国西电等企业将会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输变电标准也被输出到了海外市场。因此专家分析称，输变电工程有望复制“高铁与核电”的国家名片模式，加速产能走出去。
此外，可再生能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广阔。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已有多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例如，印度计划到2020年实现2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规模，泰国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费仅占一次能源消费的2%，并计划到2021年提升到25%。类似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称得上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新蓝海。
政策、汇率多风险
探寻新蓝海，就难免遭遇风险，必须劈波斩浪。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非欧大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各异，既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给中国企业发展及海外投资带来全新机遇，也正因为这些差异，以及复杂多样的国情民情，加大了投资运营的潜在风险。能源类投资本来就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对于风险“防范胜于处理”就显得更为迫切。
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政治风险。俗话说，安全第一。企业对外投资尤其如此，保障人员和资产的安全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区域也聚积着不同的风险。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极端势力盛行，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一直是影响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区域内的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等问题已经持续多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依然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来说，恐怖袭击则是重大安全威胁。2016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遭遇了恐怖袭击。其中一些恐怖分子会袭击西方在当地的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中国企业就曾经在国外工程承包建设过程中，遭受此类袭击，不幸发生人员伤亡。
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或政党轮替，也会在政策连续性上带来风险。缅甸的密松水电站，曾经是中资公司走出国门的典范，然而，2011年9月，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以“未做好环境评估”为由在缅甸国会宣布项目搁置。众多原因中，企业没能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导致政策调整对我方不利，应该有一定关联。
同样，投资老道如首富王健林，尚且在与“金球奖”制作公司DCP的交易当中，由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变化，收购失败并且支付了5000万美元违约金，折算成人民币，可是比3个“小目标”还多。显然，“一带一路”上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可要大得多，务须谨慎。
排在第二位的，则属汇兑风险。对外投资，自然少不了不同币种间的汇兑，由于各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水平的波动，风险也孕育其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分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而言，汇兑风险主要来源于：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在低位。石油出口国中，那些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石油价格下行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加大了财政压力，甚至导致政局和社会不稳定；二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背景下，一部分国家的资本大规模外流，本币贬值的压力不断增强。二者结合，导致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都遭到了巨大冲击。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汇率在2015年逼至历史低点；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坚戈随即下挫超过30%；2016年8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出现了连续22天下跌，创下23年来最低汇率；11月初，埃及执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埃及镑随即对美元贬值48%。出现类似情况的国家，很可能采取汇兑限制措施，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就会面临无法把本币收入兑换成美元或者人民币、并且汇回国内的风险，手握的大笔本币，又不断贬值，利润难免遭到侵蚀。因此，汇兑风险也是对外投资企业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对外投资过程中，还可能遭遇多种类型的风险，包括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限制、法律政策限制、宗教因素、负面舆论、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防范风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建议“走出去”的企业要未雨绸缪：要做到尽职调查，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法规、历史和人文环境；了解项目或者企业的运营历史；清楚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处理外资纠纷的习惯性行为；明晰投资目的地国是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此外，要把握好投资的节奏，慎用贷款换资源模式，充分评估资源国的债务负担程度和还款能力，对国际间有关中资对外能源投资的舆论要主动应对。
的确，面对风险，一味夸大甚至退缩，都不是上策。毕竟，不少能源企业已经到了或是“达则兼济天下”，或是困守国内可能遭遇更大风险的阶段，所以必须“走出去”。既然如此，不如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在识别、规避、止损风险的同时，抓住机遇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遥想古代的驼队和商船所面对的未知与风险，今天的我们想必应该有远为强大的自信。
大账小账一起算
远行之前，先做足准备，修炼内功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谈投资，经济账是必须要算的。在国家层面，“一带一路”要算大账，也就是战略账、发展账；而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更要算清小账，也就是算投资回报，而且要精打细算。正像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刘京生指出的那样，哪怕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项目，也必须通过市场产生可持续的赢利，才能长久维持运营。因此，企业需要主动探寻市场需求，结合自己的优势，在如何获利、如何分散项目风险上做好功课。在这样的基础上，也才谈得上通过踏踏实实打造标志性项目，树立口碑和品牌，形成良性循环。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可以尝试“组团出海”。有些项目单独依靠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难以完成，国企由于特殊所有权情况，在跨国投资并购中可能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审查，而民企在融资和与政府沟通方面具有相对劣势，那么民企和国企进行战术配合，组成财团联合“走出去”，既能降低投资风险，又有助打破投资壁垒，并且能获得充足的资金。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颐杰鸿泰复杂混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央企和民企联合投资孟加拉国艾萨拉姆燃煤电站项目，成功持股30%。此外，企业还要整合多种资源，包括政府的引导助力、智库的智力支持和媒体的宣传报道，从而形成合力，对接国际资源。
能源项目通常规模巨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还要善用金融机制。除了债券这种直接融资方式，企业更多的是通过信贷实现间接融资，这就要跟银行打交道了。目前有四类银行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关服务：第一类是区域性银行，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第二类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第三类是国内的两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银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跟进相当紧密，支持力度最大；第四类是商业银行，包括以中农工建交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中信、民生、华夏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提供并购贷款，开展内保外贷、内保直贷等融资担保服务，还可以通过远期结售汇帮助企业缓释和防控汇率风险。有了这些机制和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定价和抗风险能力都有望得到大幅的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与实践，如果穿越到今天的马克·波罗重写他的那本游记，在能源这个商品类别后面的推荐当中，相信一定会有一长串中国能源企业的名字熠熠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