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合作实践的过程当中，中非双方逐渐形成了在国内被称为“一揽子”，而在国外被称为“资源换基建”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中，中方首先将与展开合作的非洲国家商定一段时间内可以使用的发展资金上限，然后由非洲合作伙伴国自行提出建议合作的项目清单，项目所需金额总和不得超过商定的资金上限。非方提出的项目清单送交中国之后，中国将结合项目的可行性、对合作方的发展促进作用和能够促进互利共赢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在中非合作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一合作框架包含了中国提出的资金限额和非方需要的项目清单，被称为“一揽子”模式。
在合作框架签订之后，中非双方还会签订合作项目和贷款协议，之后中方将为非洲国家提供以其某种自然资源作为偿还担保的贷款，并且由中国政策性银行设立合作双方都可以监管的平行账户。之后，非洲国家进行项目招投标，自主选择合适的中国企业作为项目承包方并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以便项目开工；在项目承建过程中，承包方按照工程安排和工程完工量向非洲合作方提供发票和开销报告；开销报告经过项目合作方核准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平行账户将按照开销报告直接向中国承包商支付项目款。而在还款过程中，非洲合作方将按照项目协议规定的价格（或者双方议定以实时市场价格为准），将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产品销售收入打入平行账户中，以此来冲抵中方提供的贷款。这种“一揽子”合作模式也因此而得名"资源换基建"模式。这种优惠性质贷款的利息一般低于国际市场同等条件下的融资利息，而中国政府将利用国家援助预算来为这一利息差提供补贴，以弥补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能的损失和风险。
‘一揽子’的资源换基建模式，可以防止常见于西方发展援助的公共资金贪污与腐败问题，让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资金真正转化到经济和社会都可以切实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
中国在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的过程中，吸收了自身利用外国援助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使用自然资源换取日本巨额优惠贷款的经验。“一揽子”就是这一经验吸取的成果：让非洲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换取中国的优惠贷款，同时推进中国建工产业与非洲本地基建需求的结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然而，因为这一合作模式往往要求非洲合作伙伴在主权担保的同时，还提供资源出口作为担保，而被西方诟病为是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但是，使用石油等大宗商品作为担保，本来就是国际上对于主权评级较低的国家所使用的常见贷款条件。而且，中国对于额外担保的要求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也不仅仅为了追求石油和矿产等贵重资源，同样接受多种担保形式。早在1984年，中国企业在与马里皮革厂技术合作中，就接受了马里牛皮出口作为贷款偿付保证的形式。除去石油作保以外，中国还在与加纳的“一揽子”中接受了可可豆作为担保；在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中接受芝麻作为担保；在对坦桑尼亚的合作中接受腰果作为支付方式；在与塞拉利昂的合作中接受可可和咖啡豆作为支付方式，等等。可见，中国接受担保货品的标准主要是商业价值和能否方便国际交易，而不是为了攫取自然资源。相反的，“一揽子”的资源换基建模式，因为并没有一分钱转入非洲政府账户，还可以防止常见于西方发展援助的公共资金贪污与腐败问题，让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资金真正转化到经济和社会都可以切实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
“一揽子”合作模式，往往又被称为“安哥拉模式”，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一典型案例来展示中非“一揽子”合作的全貌。
2002年，安哥拉终于结束了持续四十余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家重建的过程。多年的内战不仅使得安哥拉经济凋敝，而且全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瘫痪。早已深陷外债泥潭多年的安哥拉政府无力负担重建这些设施所需的数百亿美元资金，只能转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安哥拉政府的贷款要求提出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各种附加条款（Conditions），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开支、提高进口税、贸易自由化、增加石油开支的透明度、将海关管理权移交给英国“皇家代理”（Crown Agents）公司监管、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这些条件的满足不仅是安方得到IMF多边贷款的前提条件，也是在双边发展资金协调机制“巴黎俱乐部”得到其他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包括ODA的前提条件。不可否认，IMF的改革方案存在合理性，但是对于百废待兴的安哥拉，却是“远水难解近渴”。短期内大量减少财政开支意味着冻结基础设施的重建计划，而无法尽快满足安哥拉人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无疑会让刚刚实现稳定的新政府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非洲对于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经济有着庞大的石化能源和各种金属资源的需求。在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局势下，‘造血金融’强大的支持能力保证了中国油企能够在非洲获得大量的石油供应，使得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实现了高度多元化，降低了石油进口风险指数。”
该笔贷款以安哥拉石油出口来支付。安哥拉问题专家Lucy Corkin认为安方以直接出口原油给中国的形式来偿还贷款；布罗蒂加姆则认为安方从每日原油产量中拨付部分出售予国际市场，其收入打入第三方保管账户用于支付贷款。根据Lucy Corkin的研究，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始时不接受安哥拉提供的主权担保（Sovereign Guarantee），而要求安方在协议利息之外，另支出1%的利息作为保险，后来在中国外交部的介入下才取消了这一要求。
对安哥拉外债脆弱性（Debt Vulnerability）的影响，“搭便车（Free Riding）”是常见的对于中国对非融资的批评。有人认为经历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拉美、非洲债务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减债重组计划终于降低了两大地区的总体债务水平，而此时中国进入非洲大量提供借款，将会破坏西方的努力，可能会让非洲国家重陷债务泥潭。安哥拉贷款项目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实际上，负债多年的安哥拉政府在使用中国贷款不久之后的2007年，就第一次偿还了欠“巴黎俱乐部”国家的23亿美元双边债务。
安哥拉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利用珍贵的中国开发金融ODF迅速重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项目；利用“贷款换资源”的信贷模式把本国的自然资源真正地投入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上去，发展十分迅速，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不仅如此，来自中国的发展资金还刺激了来自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发展资金，2009年上半年德国和葡萄牙就为安哥拉提供了17亿美元和5亿美元的信贷资金，美国和英国也先后提供了1.2亿美元和7000万美元的出口信贷。
另一方面来看，安哥拉配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超级周期”（Super Cycle）而大力发展石油出口工业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安哥拉已经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安哥拉产石油的最大进口国：2012年中国从安哥拉进口的原油达到每日630万桶，居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国第二位。
遵循类似的贷款模式和可能更高的优惠程度，中国进出口银行又于2007年和2010年向安方提供了分别为25亿美元和6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优惠信贷，这一系列共计超过100亿美元的混合信贷方案被布罗蒂加姆称之为“安哥拉特别国家贷款”。
非洲对于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安全至关重要。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有着庞大的石化能源和各种金属资源的需求。在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局势下，“造血金融”强大的支持能力保证了中国油企能够在非洲获得大量的石油供应，使得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实现了高度多元化，降低了石油进口风险指数，使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获得改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