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起伏背后的原因是天然气的缺口太大及经济性太差，巨大的缺口也是巨大的商机。
2017年冬季，因2016、2017两年煤改气政策的实施，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大范围大规模的开展了一场居民生活、供热锅炉和工业锅炉的煤改气运动。2017年冬季到来后，已改的天然气集中供热、企业供热、小区供热及零散居民的壁挂炉用量太大，估计约200亿立方米左右。因储气能力不足，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尤以天气寒冷的北方城市为甚。因为涉及到民生问题，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地方政府都十分关注。
曾调查过几大城市日用量冬季和夏季之比，西安分别是5:1、7:1，北京是3:1、5:1，陕北榆林是11:1、15:1，南方城市中无锡是1.6:1。北方城市的供热传统上都是用价格低廉的煤炭作为燃料，近几年大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保部门被迫加大煤改气政策的执法力度，致使冬季用气量突增，供需矛盾凸显。
2018年冬季没有出现“气荒”，其中原因有三：一是煤改气政策上适时调整，不再强制推行煤改气。以北京为例，2017年冬季供热一个月后才启动南郊煤热电厂，2018年刚进入供热季节就启动了南郊煤热电厂。二是发改委的调峰政策起了作用，经历2017年“气荒”后，地方政府及城市燃气公司深感调峰不能依靠上游，自建调峰设施意愿强烈，部分调峰设施已发挥作用。三是寒流未如期而至，即人们常说的“暖冬”。
“气荒”不会就此告别
经历了2018年冬季的相对平淡之后，这是否意味着“气荒”从此一去不复返？有专家在网上发表文章《2019，气荒再见，再也不见》，文中预测“2019‘气荒’再也不见，未来可能再也不见”。但笔者认为是否再见，需要分析。
“气荒”发生取决几个因素：天然气设施的调峰能力，包括储气能力、管网输送能力、管网联通状况；冬季气候情况，即寒冷程度；煤改气政策，或更直接的说是清洁供热政策的走向。三个因素中，第一个虽人为可控，但我国的资源秉赋以及基础设施的实际状况，10年内可能难以完全改观。第二个属大自然现象，不可控。第三个因素与第一个有关联，但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储气能力增强，管网设施发达，煤改气政策会趋于适度强硬，反之亦然。如果环境改善情况不大理想，或者社会对环境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煤改气政策仍会趋于适度强硬。近日，国家能源局某司长在答记者问时说：“截至目前，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率达到了50.7%，2＋26个城市达到了72%。”笔者认为此统计值过分高估，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供热仍主要依靠燃煤，部分县级城市完全靠煤供热。就连天然气资源大省陕西，为省会城市西安承担主要供热任务的是3个煤热电厂，省市两级政府对此爱恨交加，曾经设想改气但无“气”为力。笔者预估清洁供暖率全国平均最多1/3。清洁供暖任重道远，发生“气荒”是大概率事件。
任何能源供应都有调峰问题，如电力供应在每年冬季亦如此，只是这几年电力供应整体上供大于需，“电荒”问题不十分突出。任何国家都有能源调峰需求，就连作为天然气出口国且储气能力强大的美国也在2017年冬季从俄罗斯进口LNG。
我国储气能力、开采能力不足，是气荒的主要原因，我国政府及能源行业已意识到这一点。地下储气库正在抓紧规划建设， LNG接收站新建、扩容正紧锣密鼓展开，LNG调峰设施的建设更是遍地开花，中俄管道即将开通，国家管网公司的筹建等等，这些都是解决气荒的措施。但是深层次考虑，如果储气能力足以应付气荒，输送管道是否按照北京的峰谷比（5倍）或者西安的峰谷比（7倍）来放大建设，或者在短期内建成多重环网？显然单纯依靠增加物理设施解决气荒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没有几十年的周期是不可能的。
我国管网建设与发达国家差距大。例如美国国土面积比我国稍小，主干管网里程约是我国的8倍左右，管网纵横交错，形成多重环网，从任一井口（气源点）能输送到任一用气点。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大，储气和管网设施发展不平衡，互联互通状况差，更谈不上形成环网。气荒程度严重时也难以保证每一地区调峰调度要求，区域性的不平衡仍可能发生。所以从气源供应和管网建设两方面思考，气荒年年有，只是程度不同，或者说范围大小不同而已。
减煤控油增气的能源政策使天然气成为重点增长的清洁能源。前不久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在城镇地区，重点发展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在农村地区，重点发展生物质能供暖……”生物质能源国家农业部门10多年前就在大力推广并政策补贴，但未见有成效应用的地区。地热供热技术开采、利用尚未成熟，陕西咸阳地区地热利用排在全国前列，但已有几家小区以地热衰减太厉害为由，正在探讨加建天然气锅炉供暖。
能源多样化是正确的方向，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过渡能源。能源主管部门不断考虑其他能源，政策也起起伏伏，其背后的原因是天然气的缺口太大及经济性太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一切迎刃而解。巨大的缺口也是巨大的商机，作为能源人，在重压之下不应该迷失方向。
解决“气荒”问题依靠储气设施和输气管道建设是不可行的。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气源供给和资金建设，仍有运营成本问题。储气调峰设施只能在冬季运行4个月（新疆、东北可能为5~6个月），一年12个月中有8个月停运，投资利息，设备折旧、基本电费、工人工资等日常开支是必须发生的。
美国前些年也曾为电力行业的冬季调峰大伤脑筋，后来在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强力干预下基本解决。FERC认为解决电荒需要电力公司投资建设调峰电厂，这是一种调峰资源，且存在上述投资和运营成本问题。但如果一些可中断用户在电荒时节停产，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客观上等于将自己的合同电量贡献出来，同样也是一种调峰资源，这种调峰资源不用电力公司投资及产生运营成本。FERC坚持认为必须补偿可中断用户，称之为“需求响应”法则。为此他们不惜与美国电力供给协会（EPSA）诉诸法律，几次诉讼博弈，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FERC胜诉，“需求响应”法则得以在美国实施。欧洲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同样采取此策略应对电荒。
这一经验值得存在巨大调峰缺口、管网设施很不完善的中国天然气市场借鉴。国家发改委《天然气利用政策》将民生用气列为第一，冬季保供时其他类型的用户应当为其让路。单纯依靠价格调节不足以彻底解决气荒，也容易引起社会问题。“有序中断、合理补偿”是最有效的应对策略。以2018年为例，《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显示全年用气量2803亿立方米，工业燃料占比38.6%，发电用气占比17.3%，化工用气占比10.2%。考虑天然气发电多为调峰项目，冬季可不中断。工业燃料和化工用气年用气量为1368亿立方米，如果这两大用户拿出20%的用量，约273亿立方米，全国的气荒问题可能得以解决。
我国天然气供应存在的问题是，冬季不够用，夏秋两季供大于需，部分气田夏季压井停产。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引进、建设将使上游供应量大幅度增加。但煤改气政策有所后退，今年上半年天然气消费增速减弱就是例证。如此发展夏秋两季供大于需的矛盾将加剧，这种运行模式对上游和中游不利。部分用户夏秋“填谷”，冬季“削峰”，使天然气产业均衡发展，应当在冬季给以适当补偿，或者夏秋两季大幅度降低价格，刺激用气，或鼓励化工用气多建生产线扩大规模。
天然气的供应商还应明白一个道理，三十年的行业发展，在资本经营上一路走来还算顺风顺水，利益可观，但这几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微利时代，暴利或者利润较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调整心态、融合发展、均衡发展才是正道。
解决用气紧张问题需加强政府监管
冬季保供，上游往往采取提价策略，下游因LNG调峰气源进入后也会以价高为由效仿。国家发改委虽理顺居民和非居用气价格，但允许上游价格浮动，这就为供应方愿给工业用户中出高价者留下余地。民生工程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的纽带，人民的冷暖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清洁能源的使用，不是使用者的个体问题，是关乎整个国家绿色发展的大事。逐利是企业的本能，和谐是政府的职责。近几年在治理环境污染的重压之一，天然气缺口巨大，为解决供需矛盾，上游提出资源优化配置，走市场交易之路。市场化是必由之路，但条件是否具备是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拔苗助长适得其反，2017年“气荒”事件中天价LNG有一部分是交易中心推波助澜的结果。
美国天然气行业在1938年以前为垄断定价，1938年《天然气法》出台，随即进入全面监管时期，1978年逐步解除井口价管制，1989年解除所有天然气井口价格管制。井口价的逐步解除和全面解除，分别经历40年和51年。长达50多年的时间内一方面严格监管，维持市场公平正义。一方面不断加大开采，建设管网，创造市场化条件。最终美国由天然气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天然气设施高度发达，天然气交易自然而然实现市场化。
价格管制和政府监管不是倒退，不管是从反垄断法律规定还是城市公共事业的管理规定，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天然气事业实行监管。监管不是包办，是一种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务行为，包括价格核定和供应秩序，以及有望实行的中断补偿事项。这几年天然气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与政策在市场化和价格管制两策略之间摇摆以及对市场监管不力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