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油气行业在前行中面临着许多客观问题，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新的困难，并使原先未能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本文梳理国内油气体制改革尚未成功、政策难落地、海外经营风险防范三大项共九个问题，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和运作时，可以参考借鉴。
油气体制改革在继续进行
但上游行业仍未能取得突破进展
2亿吨原油产量没稳住，竞争性不足是重要原因。在国家“六保六稳”中，要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在能源安全中，油气安全是显著短板。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能源资源方面，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原油产量应维持在2亿吨左右，作为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但我国原油产量在“十三五”前4年都未达到2亿吨，2016~2018年经历三连降，2019年才止住颓势，预计2020年也无法实现2亿吨目标。
中国的原油生产两亿吨目标过去几年难以实现，有很多原因：资源劣质化，成本高、国际油价走低使新增产量不经济，但国内油气生产主体太少、竞争性不足，是更为显著的原因。
两轮页岩气招标后继乏力，未能形成勘探开发主体多元化格局。在2011年、2012年，国家经历了两轮页岩气招标。第一轮页岩气招标，4个区块只有2个售出，面积4237平方千米；第二轮招标的授出情况要好得多，16家企业中标19个区块，中标主体呈现多元化，既有央企（6家），也有地方企业（8家），还有民营企业（2家），其中8个区块被煤炭和电力企业获得。第二轮招标之后，业界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给予厚望（中标书承诺：三年之内，这19个区块将投入128亿元勘探资金）。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企业的勘探义务未能完成，部分投入勘探的企业也没有油气发现。到目前，8年过去了，这些企业几乎销声匿迹。勘探开发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仍然未能形成，原来非常期待的第三轮页岩气招标，仍然看不到启动的迹象。
中央与国务院发布《意见》之后，上游仍然未能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八个方面的改革任务。其中下游改革在《意见》发布之前就已经先改，地方炼厂占全国成品油产量1/3的份额，央企、地方国企、民企与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中游油气管网改革，在2019年底成立了国家管网公司，全国一张网，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有了实质性进展。改革设想的目标是，形成上游X+中游1+下游X的大格局。现在，第一个X长期只有4，即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三家央企，加上延长石油一家地方国企，希望把第一个X做大到成百上千，短期无法实现。
虽然，9月11日，中曼石油发布公告，经过两年多的勘探工作，在塔里木温北油田温7区块吉迪克组新增含油面积 8.4平方千米，探明原油地质储量3011万吨，经济可采储量551万吨；探明溶解气地质储量3亿立方米，经济可采储量0.6亿立方米；此外，新增含气面积2.2平方千米，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4.5亿立方米，经济可采储量和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均为2.6亿立方米，并已收到自然资源部下发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恢复函。中曼石油称，这是在国家公开竞拍出让油气区块探矿权后，民营企业的首个油气发现。
考虑到国内“四大油”退出的区块面积达100万平方千米，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油气上游行业改革尚未成功，仍需努力。
政策落地难
一是民营企业欠款难以及时回收。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一要抓疫情防控，内防反弹外方输入；二要抓复产复工。在保民生的压力下，稳定就业是重点，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我国雇佣劳动力的主力。疫情下，这些企业经营也发生困难，中央认识到此情形，反复强调对于民营企业的欠款要及时支付。但在对民营油气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很多民营企业的欠款很难及时回收。理论上讲，中央也发文、国资委也发文，要求国企对民营企业的欠款及时支付。如果谁欠钱不还，民营企业可以去投诉甚至上告。但现实中，因为疫情导致的油气价格下跌，导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日子不好过；同时如果谁去告，虽然可能获得偿付，但担心被国企拉黑，从此断了未来的生路，因此只能忍着。政府要作为、要监管，手段有的是，无需等着民营企业上告，其财务报表上明摆着，审计轻易就可发现。保民企的政策要落地，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都要努力才行，大家都要担当、作为，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粗暴地挤压国企或者民企，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二是国企压减两金很困难。国企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力军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资委三令五申，要求国企压减“两金”，主要是针对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确保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保障企业的现金流不断。客观上，应收账款和存货总会有，但超出正常值，就会带来运营风险、使资产质量下降，严重时会导致企业破产。疫情下，各类国际石油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的数量在逐季度增加，中国的石油企业不可大意。
以上两个方面，容易导致企业间债务增加，进而导致三角债大量滋生，对于保民生，尤其是保证农民工及时领到工资，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以上问题，在油气行业与其他行业都有共性。
三是天然气热值计量计价没有实质性进展。天然气以热值计价，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美国Henry Hub、英国NBP、东北亚LNG，都是以热值计价。天然气质量有差异，导致热值有差异：以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为例，二线的天然气热值比一线高约2.5%，全国天然气交易中，热值高低极差接近10%。优质不优价，既未与国际接轨，也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
2019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明确要求：我国将推行天然气能量计量计价；在2021年5月前，建立天然气能量计量计价体系。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只剩8个月，仍看不到国内天然气供气单位和用户有显著的行动。输气方——刚刚成立半年多的国家管网公司在忙着资产接管，对此显然顾不上。明年5月使用天然气热值计量计价的监管办法，几乎可以断定不能按时实现。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公平开放监管办法中，对天然气热值计量计价只提出了目标要求，但缺乏明确的保障措施。谁来负责推动和监管？还会遇到哪些问题？何时解决？在哪些城市试点？如何解决？类似于管理学中的5W1H，没有人做系统研究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目标就成了奢望。
比如：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等有补贴，以前按体积补贴，如何转换为按热值补贴？热值测量标准谁来制定？谁是检测机构？气表谁生产？产、输、用之间如何衔接？如何、何时换表？信息系统谁来开发、如何推广?
还有一个问题，经济性如何？经济性决定产业链相关方的积极性。能量计量是发展趋势，但对企业而言，如果投入不经济，就很难拿出实行动力。全国天然气的产、运、销、储、用各类相关主体，估计上亿个，对于如此庞大体量的主体进行计量方法变更，在技术配套化和经济可行化形成实施办法之前，必须要有具体的负责单位、系统的运筹和强有力的推动，不能纯粹靠财政补贴和行政命令。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对于这个上万亿级的市场，大量社会资本自然会迅速跟进这个巨大的商机。
海外经营风险需要认真防范
与国外开展油气合作，是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居不下面临的必然选择。应当意识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博弈背景下，海外油气经营的风险在持续加大。美国在全方位打压、围堵中国，中国的海外油气合作一定不会幸免。
美国围堵中资，“靴子”不断落地。2019年，特朗普加码制裁伊朗、委内瑞拉，使奥巴马时期中资企业在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投资回收受阻。8月19日，伊拉克总理卡迪米访问美国，随后伊拉克暂停了与中国的石油换项目协议，这个协议还有几年才到期。8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苏丹，以解除制裁为诱饵，对苏丹过渡政府提出要求，目前尚不知道苏丹接受“诱惑”的程度，以及会采取什么动作。伊拉克是中国海外最大的油气投资国，苏丹是中国海外大型油气项目最早开始合作的国家。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目前来看，可能还会有“靴子”抛出，只是不知道会有几只，有多密集，我们应当充分警惕有备无患。
中美油气贸易第一阶段协议难完成，第二阶段需考虑重新谈判。根据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能源产品方面，在2017年基数之上，中国2020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185亿美元，2021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339亿美元。此前，中国进口美国的能源产品主要是原油和LNG，数量不大。这个协议规定的是价值量而不是实物量。假定全部是从美国进口原油，我们来算一算这个185亿美元的金额对应多少原油。由于2020年国际油价大跌，再假设WTI平均45美元/桶，则需要进口4.1亿桶原油。WTI的API重度是40，折算其密度是0.825吨/立方米。4.1亿桶原油（体积）按0.159立方米/桶，折算为6519万立方米，换算成重量为5378万吨。
也就是说，假定全部185亿美元用于进口美国原油，2020年我们需要从美国进口约5400万吨西德克萨斯中质油，几乎比2019年翻两番。同样逻辑，在2021年，从美国的进口量（假定原油价格也是45美元/桶），则上升到9895万吨原油，接近1亿吨！这个数量，将超越俄罗斯、沙特对中国的原油出口数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原油供应国。即便抛开其不经济这个现实问题不说(一来美国自身还没有实现石油自足，2019年还净进口约1.1亿吨原油，二来在中美博弈背景下，这对我国的石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一个无法完成的协议，也给美国留下继续指责中方违约的借口，不如谈一个现实可执行的数量。
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个协议的油气贸易部分，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的，在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中，有必要对此重新谈判。
关注欧佩克限产，做好预判和应对。今年欧佩克实行的限产，即将进入第三阶段，即580万桶/日的限产配额。欧佩克限产，各成员国执行力度不一致，各国对限产的补偿政策也不一样。有的算作不可抗力，有的则给予补偿（以服务合同类为主，比如伊拉克），有的国家则未明确。因此，执行限产时，各个国家一般会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在不拖后退、也绝不冒头的情况下执行限产。虽然伊拉克的合同中明确予以补偿，但疫情叠加低油价下，伊拉克自身财政收入锐减，其原则上认可的补偿，在具体支付时，无钱可付，或者不能足额偿付，这个风险一定要认真考虑。
从2017年开始，欧佩克限产理论上已经实施三年多，尽管其间沙特与俄罗斯就是否继续限产一言不合就开始“斗法”，导致国际油价暴跌，两败俱伤，随后不得不重归于好、重新合作实施限产。2021年4月以后，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结束，世界石油市场难以实质性恢复，限产可能继续，因此应对限产，切不可麻痹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