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海油积极与日本石油界接触，尝试走通“共同开发”这条路。1987年，陈秉骞接手东海共同开发问题，与日方谈判。由于日本政界的反对，直到他2000年退休，谈判持续13年始终没有成功。

　　3月13日上午，在陈秉骞住处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本刊记者与其长聊近3个小时。时隔多年，陈秉骞对那段历史依旧不能忘怀。当某些无奈、不堪的过往再次清晰起来，这个76岁的老人会愤愤捏紧拳头，轻捶桌面。

　　和日本人打了多年的交道，陈秉骞认识到，“共同开发”是与虎谋皮，不可能实现。他说他看清了日本人，“日本的国策是对外扩张，无论鹰派、鸽派，只有策略的不同，并无战略的区别”。

　　缘起

　　“炳骞，共同开发的问题，你去招架吧！”

　　1987年一天中午，我和钟一鸣一起吃饭，他忽然对我说。

　　下午两点，国家计委要召开会议，探讨中日东海共同开发，相关部门也参加，中海油是发言主力。

　　但我对“共同开发”几乎一无所知。1985年，国务委员康世恩责成中海油，就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问题，与日方谈判。钟一鸣接任总经理后，我是他的副手，分管的是人事和政工。这两年来，和日方谈了些什么、具体谈到什么程度，我并不知情。

　　吃完了饭，距会议开始剩下不到两个小时。我去找总地质师龚再升，听他简单介绍了钓鱼岛海域的地质情况，就匆匆参会去了。

　　从那以后，在外交部指导下，我正式接手与对日的谈判，其间断断续续，直到我2000年退休，持续了13年，这是我起初没有想到的。

　　达成共识

　　钓鱼岛争议海域面积大约十多万平方公里，牵扯到中日在东海上的两大分歧。

　　一是东海的划界原则。根据《联合国[微博]海洋法公约》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我国的权益海域应该以冲绳海槽为界，但日本却主张平分大陆架，在东海划分“中间线”，以此为界。我国政界和学界历来不承认中间线。

　　二是钓鱼岛归属问题，从地理和历史来看，钓鱼岛及其列屿是台湾岛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干预，钓鱼岛并未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归还我国，实际被日本占领。这样，在这个海域就划出了两条“中间线”，两条线之间，便形成了上述的争议海域。

　　这块海域中的“钓北凹陷”，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含有丰富的石油。到我接手时，日本已经将这块区域的勘探开发权授予了日本石油资源株式会社(下称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株式会社(下称帝国石油)两家公司。但由于中国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方也不敢单方面进行作业。

　　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都具有官方背景，它们的背后是日本石油开发公团(下称石油公团)。石油公团是一个半官方机构，相当于准石油部，石油公团社长和田敏信曾经说过，石油公团相当于“交通警察”，日本石油公司要想开发石油，都要得到它的批准。石油公团的背后，则是日本通产省。

　　我们在外交部指导下，以中海油的名义与日本石油界接触，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有进展，可以转入正式的外交谈判，如果没有进展，那么它仅限在石油界，无妨大局。通过与日本石油界的接触，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

　　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是我们的谈判对手。日方的谈判小组组成员多来自石油资源，帝国石油每次会派一名代表参加。但实际决定谈判的是准官方的日本石油公团，中山劝理事是谈判中的灵魂人物。

　　1987年的一天，石油资源社长德永久次来访，在中海油总经理办公室里，钟一鸣向德永介绍我，此后由我接手对日谈判，德永向我们介绍了他随行的中山劝。

　　自此我们就互相了解了。钟一鸣和德永是谈判的最高领导，但实际负责却是我和中山。凡是钟一鸣和德永在场，我们很少谈及公事。那天介绍完之后，我和钟一鸣就陪德永吃螃蟹去了。德永是一个忠厚的长者，爱吃中国的螃蟹，每年的秋天都会来中国。每次我们作陪，无所不谈，从日本的樱花到中国风土人情。

　　我们这边具体工作是由我和曹云石负责，他当时是条法部经理，再加上几个人，组成一个谈判小组。曹云石负责方案的制定，和日方进行具体技术条款的磋商，我一般不参加这样的讨论。我负责原则的把关，及方案最后的审定。

　　从一开始，我们的原则就没有变过。第一，共同开发的区域只能在钓鱼岛争议海域；二，这块海域中方和日方权益各占50%。

　　日本政界一直希望能在钓鱼岛争议海域北部中间线两侧进行共同开发，因为这在政治上对日本十分有利，近乎于默认“中间线”的存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日方谈判小组后来也没有积极推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不是这两家公司的作业区。

　　第二条原则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权益占比是谈判的前提，不确定这一点，后续的技术层面磋商无法进行。我们从第一分钟就坚持各占50%，日方后来也同意这一原则。

　　在这之后主要是技术范畴的磋商，例如，区块划分的大小、分成模式的讨价还价、工作量测算，甚至考虑到谈判成功，勘探费用如何分担，以及如果找到石油，油田如何开发，是否租用日本设备，资金来源等等。

　　我们双方为此撰写过多个文本，最终基本达成了共识。

　　受阻日本政界

　　日本的石油界是真诚的，他们对待谈判也是积极的。但日本石油界及其背后的通产省却没有最终决定权，将共同开发付诸实施还需日本政界的同意。

　　我国政府自然是乐观其成。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并否认存在主权争议。在钓鱼岛争议海域共同开发，自然可视同日本默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果不其然，共同开发卡在了日本政界，对方担心造成所谓“主权”的模糊。

　　“共同开发”的大部分工作其实不是谈判，而是对日本政界的游说。据我的观察，日本方面是，通产省和石油界希望共同开发，政界反对，外交系统态度不明。

　　日本石油界一直在做游说的工作，我们也一直努力督促他们“要作通政界的工作”然而最终结果却没有成功。

　　德永来中国，大家依旧谈天说地，没有下文，我们也不便追问具体的详情，总之心照不宣，日本政界不支持。

　　钟一鸣和我也做了很多工作，联系过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甚至是我们认为能拱动日本政界的人，通过他们来游说政界，然而始终也没有成功。

　　第四轮对外招标

　　到1992年，日方一直没有答复。钟一鸣考虑到，这样拖下去，会延误东海的开发。中海油第一、第二、第三轮的招标，因为政治敏感，没有触及东海。

　　钟一鸣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请国务院批准东海的对外开放，在钓鱼岛争议海域西侧的无争议地区，进行国际招标。我们希望通过招标，可以刺激和推动共同开发的谈判。

　　1992年5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东海部份海域对外开放，由中海油进行第四轮国际招标。6月30日，中海油将向世界发布招标公告。钟一鸣让我5月28日去向日方通报。

　　“你一个人去，去一天”

　　“老钟，一个人去没问题，去一天不近人情，等于下最后通牒啊，你不怕人家斩了来使”

　　最后定了两天时间。我们的驻日代表处主任吴训铎先期向日方通报了我的到来，及具体拜访的事情。

　　日方勃然大怒。我抵达日本后，德永拒绝会见，并且把我的礼品退回，然后让中山做东，请我吃顿饭。

　　中山传达了德永的三句话。第一句，“请你转告你的政府，停止发招标通告”；第二句，“一万年不再谈共同开发”；第三，“我们也要行动”。

　　我态度温和，但原则不可动摇。我回复中山，一、招标经过了国务院批准，是我们的权利，通告一定按时发，日方没有权利干涉；二、欢迎日方来投标；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果会很严重。

　　中山是我的棋友，我说，这次招标是更大的一盘棋的开始，我们可以从边角的折冲做起，了解了这里的地质资料后，再徐图进取，进入中腹。我向他承诺，日方来投标，我们尽量照顾。

　　这顿饭吃的不大愉快，我等了一天也没有回应。第二天，我们去了日光寺礼佛，就回国了。两个月后，他们想明白了，主动过来投标。他们要了两块毗邻中间线的区块，我们信守承诺，用了一些巧妙的方法，在不损害招标公平的前提下，给了他们。

　　第四轮招标，我们有两个动作。第一、招标区块划定，边角部分会稍稍越过中间线。这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承认中间线，但为了顾全大局，尽量不越过中间线。第二、地震勘探作业中，我们的地震船会越过中间线，这也是一种政治表示。

　　日本公使为此约见我，说某月某日，你们的船越线。我回答他，我们不承认中间线，也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线，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也不主动越线。地震船越线，是因为后面有很长的拖缆，要转舵必须过去，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日本公使没有话说。

　　针对我们的招标，日方准备了钻井船，并告诉我们，将于何时在争议海域开钻。我严肃地回应他们说，不要开钻！如果你开钻，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最后始终没有开钻。

　　拜访国广大使

　　从1992年到1993年，招标落定之后，大家都忙于作业，日方也在其中标的区块进行前期勘探，共同开发便搁置了起来。

　　在这期间，民间陆陆续续有一些保钓运动，东海再次升温。我觉得东海问题迟早要解决，最好是和平解决，就还想继续推动共同开发。1993年9月，第四轮招标的区块勘探有了一些眉目后，我去日本大使馆专门拜访了国广道彦大使。

　　我带了东海的地图，向他详细讲述了东海的分歧、目前的现状和八年谈判的情况。我对国广大使说，“希望利用您的影响，重开共同开发的谈判”。我最后问他，如果重开谈判，日方谁来负责，我和谁联系。

　　国广对中国很友好。他回答我，“听明白了，我尽力”。

　　一个月后，国广大使邀请王彦总经理(钟一鸣已退休)和我，到大使馆吃饭。这次我们谈天说地，没有谈敏感的问题。饭到中局，国广对我说，“陈先生您问谁负责，我现在回答你，石油公团总裁和田敏信”。

　　德永此时已经退休，和田是他的继任者，由他来负责谈判，很合乎逻辑。但是自此之后再没有音信。我主动拜访国广大使之后，对方如果有反应，我们会重开谈判，但是和田没有任何的表示，一定是政界作梗。他不来找我们，我们也不会先去找他，没有理由示弱。

　　一次错过的机遇

　　1996年，日本石油公团的领导人已经换成了小松国男，在一次国际石油会议上，他递给我一张纸，没有说话。我打开一看，上面画了一条竖线，线的两侧各画了一个圆。

　　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当时我们正在东海的西湖凹陷建设平湖气田，小松是想在那附近的区域进行共同开发。

　　我把这张图收起来，另外拿出一张纸，在他图形的基础上，划了一个更大的圆。我的意思是，共同开发不能离开钓鱼岛争议海域，要谈，南北一块谈。

　　我把纸递给他，问，“明白了吗？”“明白”

　　我当时推断，小松国男不可能无缘无故给我这么一张图，有可能是日本政界在共同开发问题上有所松动。这无疑是一个机会。

　　我和王彦商量，是否拟定一个方案，提交外交部。我的设想是，在北方所谓中间线两侧，划两个区块，同时在钓鱼岛争议海域，划一个更大的区块，南北一起谈，共同开发不同区块按不同模式开发，在中间线我方的一侧，按主权属我的原则来谈，等同之前的国际招标；在中间线东侧，按权益各占50%来谈，以示它是争议区，钓鱼岛争议区域，也是如此。

　　和王彦取得共识后，我向外交部汇报。当时一屋子的人，我介绍完方案后，解释我的理由。我说我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中方所有的学者朋友都认为应该以冲绳海槽为界，不承认所谓的中间线。这我非常的了解，我也不认同中间线，但我认为，可以通过有限的让步，来换得日方更大的让步，(即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换得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东海，这样的让步是清醒和明智的。

　　与会很多人不同意。当时的外交部领导权衡，小松国男的举动可能意味着某种契机，我的方案有可取之处，同意向上报告。

　　随后，小松国男没有进一步反应，我们也没有得到继续试探的指令，事情就搁下来了。中海油是国家公司，几代领导人一直以“为稳定周边做一点有益的工作，起一点润滑剂的作用”为己任，我相信，我们的所有努力，都不是无益的。

　　我不能理解的是，12年之后的2008年，中日签署了《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北面和我们提出的方案基本一致，南面却完全不涉及钓鱼岛海域，这是无原则的妥协，是无法善后的妥协。

　　余波

　　2004年，距我退休又过了四年，因为钓鱼岛问题，东海又一次升温，日本公使堀之内秀久来找我下棋，下棋不是他的真正目的，他问我，“陈先生，钓鱼岛又热闹了，有何高见？”

　　我回答他：钓鱼岛的问题，需要作为东海问题的一部份一揽子解决，不然拖下去会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对两国都没有好处。

　　这个意见他最终能向上反映到什么层级，我不知道。2000年我从中海油正式退休，他也知道我不可能了解上面的意见，也许他是想听听我的想法，看看有什么可取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