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G合约，传统上采用长协模式。但长协与短约/现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关系。无论是存在刚需的用户还是以贸易为目的的买家，都会面临不同的市场风险，需要不同的市场工具和手段来应对和管理。对市场参与者而言，以往实践证明的有效策略，是根据各自自身所处的市场地位以及面临的风险敞口，按不同比例匹配不同期限协议形成合约组合，以不同合约之间的协同效应，来应对天然气/LNG供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而不是在二者间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取舍。
长协的渊源：有限资源和市场体量的产物
从商业上讲，长协是在供应和需求均有限的市场条件下，给双方以安全感和保障的唯一手段，更是价格承受力的决定因素，因为高昂的上下游投资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摊销，最终用户才消费得起。
早年的天然气合同没有期限，通常以一个气田的寿命来定义。这类合同后来被称作枯竭式合同（Depletion Contract）。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油等与香港青山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崖城13-1供气合同，就是典型的枯竭式合同。
在天然气开发和利用的早期阶段，天然气是作为原油的副产品出现的，其可持续性是头等问题。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匹兹堡市郊的Murrysville气田是最早一批得到商业开发的气田之一。1883年，该气田开始向市区供气用于照明，但只持续了7年左右，1890年因供气量快速递减，匹兹堡市又回归人工煤气。鉴于以上教训，在天然气开发利用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匹配与资源保障的概念。
20世纪30年代，任何大规模气田和长输管线，如果没有配套长协落实市场，均无法得到开发。在市场的供应者和需求者数量都有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容易形成相互依存的共识，这种相互依存的实质就是长期关系。
以亚太地区的LNG市场为例。日本的第一批LNG买家，是东京电力和东京燃气的联合体。第一个面向亚太市场的供应项目，是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旗下位于阿拉斯加的肯耐项目。从1969年开始供气，开启东京电力/东京燃气与菲利普斯以及后来的康菲公司长达50多年的合作关系。
亚太地区第二个用户是大阪燃气，第二个供应项目是文莱LNG，于1972年启动。1977年，中部电力、九州电力和东邦燃气等才开始进口LNG。1986年，韩国开始进口LNG，成为亚太地区第二个LNG市场，台湾从1990年成为亚太LNG市场的第三个买家。如果没有长协合同，这种市场供需两侧的项目均无法成立。
在市场参与者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卖家最关心的是投资安全，存在绑定买家的必要，而且合同期越长越好。首先，投资决策无法建立在未来出现新的买家这种小概率事件上，需要锁定当前用户换取确定性；其次，短期内回收投资不现实，高额投资必须有足够的摊销时限才能实现价格的可承受性。
买家最关心的是供应安全，宁愿付出相对较高的代价，也要确保资源可靠性。在LNG市场最初的20年，供应项目与需求项目都是匹配的，离开对方都不容易找到其他合作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出于保护自己投资的目的，对买方在数量方面的限制很多，如严格限制灵活性、不得转卖等。同时，买家也认可这种限制，他们更关心供应安全问题。因此，数量刚性和照付不议的限制就不足为奇了。
天然气/LNG合约中的数量刚性条款，包括与油价挂钩的定价机制，与天然气市场较小有关，而原油和油品又是当年天然气主要替代的竞争燃料，同时石油公司已经习惯基于油价预判进行投资决策，这就是传统定价机制的逻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形成了亚太地区LNG市场的交易规则与合约商务结构，成了必须接受的国际惯例。不过，市场总是变化的，需要与时俱进。
LNG合约短期化或成为趋势
过去的20多年，LNG长协的年限短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国第一份LNG采购合约——广东大鹏SPA是25年期，而近几年的长约期限平均数缩减至十几年。美国项目出于融资的考虑，多数仍为20年以上的长协，但其他新建项目都在15年左右。
过去10多年，LNG国际市场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合同期限短期化过程。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LNG短约/现货价格飞涨，一夜之间，以往热衷于现货的亚太用户，中国买家尤甚，纷纷签订LNG长期采购协议，长协采购再次成为时尚。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缩减。传统做法是与SPA挂钩，SPA多少年，租约相应也多少年。过去的10多年，二者脱钩，目前市场上长协租约的期限远短于SPA。这个趋势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已今非昔比，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供需两侧市场参与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场规模倍增。20世纪70年代初，LNG项目和用户屈指可数。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进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4个，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9个。世界LNG贸易量，从1990年的550万吨，到2010年达到2.2亿吨，2021年则达到3.723亿吨，是31年前的68倍。
二是大批非传统玩家进入市场，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管理的偏好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宏观市场体量增大的一个结果，对市场参与者抗风险能力的门槛要求降低了。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短约/现货数量大幅攀升。过去3年，中国以短约/现货形式进口的LNG占进口总量的比重都在40%以上。在价格平稳的市场形势下，这一比例尚可，但遇到像今年初以来的剧烈波动，就会构成挑战，形成成本压力。
不过，市场体量增大，除意味着买卖双方之间的选项增加之外，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传统风险，即供应安全问题程度变轻，或更容易克服。高流动性，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最近的欧洲形势即是写照。
另一方面，短约/现货比例的增加，除方便更多参与者入门之外，同时也方便了市场炒作势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过去的20多年，LNG长协的年限短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国第一份LNG采购合约——广东大鹏SPA是25年期，而近几年的长约期限平均数缩减至十几年。美国项目出于融资的考虑，多数仍为20年以上的长协，但其他新建项目都在15年左右。
过去10多年，LNG国际市场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合同期限短期化过程。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LNG短约/现货价格飞涨，一夜之间，以往热衷于现货的亚太用户，中国买家尤甚，纷纷签订LNG长期采购协议，长协采购再次成为时尚。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缩减。传统做法是与SPA挂钩，SPA多少年，租约相应也多少年。过去的10多年，二者脱钩，目前市场上长协租约的期限远短于SPA。这个趋势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已今非昔比，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供需两侧市场参与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场规模倍增。20世纪70年代初，LNG项目和用户屈指可数。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进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4个，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9个。世界LNG贸易量，从1990年的550万吨，到2010年达到2.2亿吨，2021年则达到3.723亿吨，是31年前的68倍。
二是大批非传统玩家进入市场，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管理的偏好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宏观市场体量增大的一个结果，对市场参与者抗风险能力的门槛要求降低了。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短约/现货数量大幅攀升。过去3年，中国以短约/现货形式进口的LNG占进口总量的比重都在40%以上。在价格平稳的市场形势下，这一比例尚可，但遇到像今年初以来的剧烈波动，就会构成挑战，形成成本压力。
不过，市场体量增大，除意味着买卖双方之间的选项增加之外，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传统风险，即供应安全问题程度变轻，或更容易克服。高流动性，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最近的欧洲形势即是写照。
另一方面，短约/现货比例的增加，除方便更多参与者入门之外，同时也方便了市场炒作势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
合同期限的选择策略
对安全感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需得到满足。长协是当年给予买卖双方安全感和价格承受力的手段。但在短约/现货盛行的时代，价格的可承受力让位于竞争力，有了新的视角，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数量上。
因此，作为消费市场，我们最关心的是供应的可靠性与连续性，以及一旦因为价格高企或其他原因销售不顺畅，相应的气量有地方消化，即规避数量风险的通道是否畅通。相应地，对于天然气/LNG采购合约如何选择期限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具体取决于买家的市场地位和商业目标。
长协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供应的安全可靠性和保障度，以及作为一个供应资产组合中有竞争力的优质资产基本盘，必要的时候用来拉低不得不补入的高价资源。因此，长协的合同条款，中心思想宜以争取价格竞争力和数量保障为主要目的，在数量调节灵活性等议题上，不做过多坚持，而是通过不同合约组合处理。
无论如何，供应保障都无法回避，数量和价格风险管理，不同时限实际上框定了你面临风险敞口的周期；但是，对于一个有长远打算的玩家而言，一个合约的时间线能框定的是一个周期内的风险，但在周期之外风险依旧，且与合约内的风险相反，因为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合约保障。因此，相对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合理的组合更有效、更有意义。
那么如何建立这个组合，不同期限和侧重点的合约比例如何分配？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市场参与者的具体身份不同，所追求的商业目的不同，处理这个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风险管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采购一侧的供应端进行组合管理，在销售一侧的需求端同样需要进行组合管理，多元化的格局是应对风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