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备受业内期待的油气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而油气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大天然气消费在居民生活、交通运输、工业生产等领域的使用，以减少煤炭消费。
如果盘点多数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清晰的阶段：
上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均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油气替代煤炭的能源革命，逐渐过渡到油气时代。到本世纪初，能源转型再次在欧美国家兴起，可再生能源崭露头角，让其碳排放量进一步降低。
这些国际经验激励了不少国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入相同的能源转型通道：即逐步从煤炭时代-油气时代-可再生能源时代。然而，如果以中国能源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分析，这种转型路径成本是极高的。
首先，从资源禀赋来说，中国富煤贫油少气，加大油气消费比例，需要进一步提高油气对外依存度，能源安全问题如芒在背。
第二，从技术条件来说，中国的燃煤发电技术全球领先，发电标准煤耗是世界上最低的，而各种燃气应用技术则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燃气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放弃自身的优势技术，去追求劣势技术，并不一定明智。
第三，从能源转型进度分析，时间上也不允许中国走从油气时代过渡的老路。石油、天然气是化石能源，即使中国将全部燃煤都换为天然气，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用能增长，每年的碳排放量也很难低于70亿吨。如果先花10～15年时间进入油气时代，再花15～20年转向低碳时代，投入巨资打造的油气基础设施还未真正发挥作用，便要分期废弃掉，是不科学、不经济、不聪明的选择。
考虑到能源革命的紧迫性，以及具体国情与资源分布特点，中国的能源转型可能应该一步到位、拥抱可再生能源，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基础规划未来的能源系统。
按照30～35亿吨的年碳排放标准，可以这样规划中国2050年的能源结构：
第一部分为绿电为主，电气化水平达到50%以上，年发电量8.5万亿～9万亿千万时，其中核电1万亿、水电1.5万亿、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均为1万亿，这样非碳电力达到4.5万亿千瓦时，再由燃煤、燃气产生4万亿～4.5万亿千瓦时，由此造成的碳排放量大约为22亿吨。
第二部分为非电燃料，全年消费17亿吨标准煤，其中生物质提供8.5亿吨，燃煤燃气燃油提供8.5亿吨，综合起来形成的碳排放大致在14亿吨左右。与前面发电碳排放加总为每年36亿吨，略高于届时的碳配额，如果再通过进一步造林等碳汇活动，应该能够找回这1亿吨排放量，从而实现中国的低碳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