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表示，竞争政策是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机制的总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只有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
王一鸣强调，第一，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借鉴日、韩等国家经验，制定产业政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对实现“追赶”目标和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产业政策效果并不完全如意，比如，政府选产业、定项目，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还带来诸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实现跟跑、并跑和领跑并重，市场主体数量与日俱增，再按老套路用产业政策鼓励特定产业发展，就会因政府信息优势弱化，造成产业选择失误，加剧重复生产和资源配置扭曲。高质量发展，要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迫切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通过强化竞争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落后企业退出，让优质企业成长，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去产能”，淘汰落后企业不能由政府“点菜”，兼并重组不应搞拉郎配，必须依靠优胜劣汰机制，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让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有竞争才会有创新，有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第二、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不能片面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完全对立的。只要加快产业政策转型，不扭曲市场竞争，并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并行不悖。
二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要竞争就会有企业退出市场，在人员安置、再就业等方面，恰恰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兜底”作用，织牢社会安全网，管好市场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
三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政策进行审查，是要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而不是要替代这些政策。
第三、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多管齐下
一是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让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还要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引导和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二是要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反垄断执法职能，建立更高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赋予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职能。
三是要培育积极向上的竞争文化。加强宣传引导，发挥典型案例作用，增强公众公平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尊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在全社会形成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