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路径的选取,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的对待生态环境”。因此,我们要更加认识到经济和环境必须双赢,也可以双赢。
应该把“十三五”定为低碳转型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发展的高碳特征明显。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为6吨/年,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部分发达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10吨/年,达到了欧洲、日本实现碳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水平。造成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一、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二、
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大(这点是天然秉赋);三、煤炭消费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较大。通过耗煤空间密度(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煤炭消耗数量)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的耗煤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不光是空气,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粮食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日益明显。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基本是同根同源,高碳特征跟高污染伴随在一起。
因此,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就体现在我们要走出惯性情景,转变高碳发展路径。 “
十三五”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
“十三五”要实现煤炭消耗总量峰值,大力发展低碳能源,节能提效
2014年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4.8%,碳强度下降6.2%,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以此推算,“十二五”制定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目标应该能够实现。“十三五”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其中一个标志性目标就是需要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2014年我国煤炭生产与消费实现双降,但这个双降是否稳定,煤炭是否已经达峰,还需要看“十三五”期间的情况,特别是中西部如何发展。由于能源结构问题,我国煤炭占比还是很高,仍然是很重要的能源。但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及相关的环境问题,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是首要前提。其次,在煤炭利用方式上,我国的发电和直燃煤比例几乎相当,而直燃煤的效率和环境问题都要低于发电。因此,未来还应着眼于降低直燃煤比例,通过
天然气和电替代直燃煤。此外,在发展低排放燃煤电厂,二氧化碳的捕获、利用与存储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广与创新。
实现煤炭峰值目标,还要着眼于调整能源结构。目前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已经小于0.5。而未来经济增长对应的能源增长需求,应更多的依靠非煤能源的增长来满足,其中主要包括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其中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化石能源,对于减缓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都能做出贡献,会成为低碳能源的支柱和重要的过渡性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应该是未来地球的支柱性能源,但需要降低成本,与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结合,才能获得规模化发展。而核能是未来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稳步、规模发展的核电应该是中国核能战略的理性选择。到“十三五”末,我们希望天然气比例能够超过10%,而非化石能源比例能够达到15%。
新常态——创新发展路径的历史机遇
有人一说到新常态就说到经济下滑,我认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的GDP经济总量每年保持增长。第二,以百分比表示的增速在趋缓,但是每年增加的GDP的绝对量在增加。第三,我们习惯了两位数增长,似乎两位数是常态,但是两位数的增长有人为拉高的因素,超出了潜在增长率(各种生产力要素的最佳组合能够给予的增长率),结果就是过剩产能。所以现在的经济不是下滑,是回归潜在增长率,即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按照规律发展。过分地讲“下滑”,还是想“拉高”,又会产生有后遗症的粗放增长。保就业是对的,但就业并不正比于增长的百分比,2014年的数据很好地说明:它与增长内容的结构有关。
所以,新常态是一种周期性回归,是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是由传统发展路径向创新发展路径转变,是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变。目前,我国处在一个岔路口上,一条道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用新的增长点、新的创新、新的结构、新的产业来拉动中国的发展;另一条道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利用好这个新的机遇,则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新型城镇化”要走低碳道路
“十三五”期间影响能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要增加能源的消耗。能源的需求增加用什么来满足?我的建议是用分布式低碳能源来满足,甚至是移动式的低碳能源。主要能源类型包括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还有工业余热利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既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长点,也是一个新兴产业。如果能够因地制宜的利用好我国农村地区的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基础条件,结合新城城镇化下的能源消费特征,创新能源利用方式,将有利于引导城镇化进程向低碳发展路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