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改委统一指挥和广东省发改委的协调下，中石油和中海油合作，采用气量置换调配的方式，中石油将其供应广东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调往北方，中海油用南海海气和LNG（液化天然气）资源为中石油广东地区用户保供。
“这是在各方资源未能衔接好的情况下，中石油从中海油采购天然气，以缓解天然气供给不足压力的举措，是一种资源交换方式”，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气荒”：特殊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
“北方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季节性‘调峰’问题，而南方则是近几年才出现”，刘毅军表示，由于气源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尚未准备充分，盲目实施“煤改气”政策显得有些“急迫”，致使天然气供需失衡。
其实，“气荒”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早在2004年-2005年冬季，中国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这一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产业链风险”，刘毅军认为，天然气产业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提早进入市场引导资源的细分阶段，由此带来的供需失衡是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
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天然气产业链有着独特动力结构和特殊发展轨迹，“气荒”和“荒气”现象交替上演。
“这个阶段，我们还需要经历至少十年的时间”，刘毅军指出，今年“气荒”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巨大的城市燃气需求；其次，由于2014年以后，天然气市场过剩，导致近几年天然气价格下跌，投资紧缩至不足7%，这使得“煤改气”后，天然气用气量突然增加，供给难以适应需求；最后，近几年，“煤改气”力度加大，管道等配套设施早期设计没有考虑到如此巨大的用气量，管网运输能力、储气设施、调峰手段等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气荒’和‘荒气’是整个天然气产业链发展的动力。”在刘毅军看来，正是因为问题的存在，社会和政府才会逐步建立起对天然气的科学认识，从而能够及时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弥补资源和基础设施短板，“这是难得的发展契机。”
气源保障：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据了解，北京市天然气供应主要依托中石油陕京输配系统，主要由陕京一线、陕京二线、陕京三线、大唐煤制气管线及地下储气库等构成， 2017年11月，随着陕京四线干线全线贯通，天然气进京又有了一条“动脉”。
而根据海关总署2017年12月份公布的外贸数据，前11个月我国进口天然气6070万吨，增加26.5%，进口均价为每吨2266.8元，上涨14.2%。在能源技术革命和全球能源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安全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从天然气供需关系结构、用气节奏来看，到2030年我国会出现国产气1000亿方、进口气1000亿方、煤制气1000亿方‘三分天下’的局面，保证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煤制气’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新奥能源研究院煤化工首席科学家毕继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煤制气”，也称煤制天然气，通常指采用已开采原煤，经过气化工艺来制造合成天然气。
“中国对煤催化气化技术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毕继诚说。近年来，国内的科研院所和企业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煤制气”技术创新，在效率、减排和煤种适应性等方面，均显示出巨大潜力。
“新奥正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新能化工工业园区建设1500吨/日投煤量、2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工业化示范装置。按照计划，该示范装置将于2018年投料试车”，毕继诚表示，建成后，这将成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煤催化气化制甲烷工业示范装置。
“能源是国家的命脉，不能只顾眼前，要眼光长远。”在毕继诚看来，越是在气量充足、气价便宜的时候，越不能放慢技术研发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占据主动地位。
关键：建立“全产业链”视角
为有效缓解“气荒”问题，刘毅军建议，要从全产业链风险防范角度全面寻求对策。明确天然气下游市场，加强产业链发展规划。他指出，通过规划实施天然气利用的总量控制，优化消费结构，理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协调衔接机制。
除此之外，针对目前天然气成本过高的问题，逐步通过产业链结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天然气是富贵能源”，刘毅军强调，既要通过改革降低成本，更要大力发展经济，使得用户具备更高的支付能力。
在天然气产业链中，政府要承担起督导协调之责，刘毅军说，“加强天然气管道的相互连通，增强不同环节、特定区域内用气的调峰和错谷能力。”
“‘煤制气’保证了气源，但关键还在送气环节。只有加快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把天然气送到家家户户，达到有效供气的效果。”在毕继诚看来，配套基础设施跟不上，“气荒”问题就不能被彻底解决。
我国已形成了跨地区、多样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但在现阶段，天然气要承担好‘过渡能源’的责任，要成为中国的主体能源，需要还至少十年的时间”，刘毅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