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来路，党在经济领域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在能源领域从开始重视能源、开发能源，到提倡节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源革命、“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新内涵不断丰富、新理念不断涌现、新目标越来越清晰。
回望：能源发展与经济同频
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经济发展随之步入正轨。对能源行业而言，到2000年前的20年，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得到了大发展。期间，节能也得到了充分重视，一个成果就是以能源增长翻一番支撑了国民经济增长翻两番。
到本世纪初，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引导经济良性发展。期间，还是出现了以较高的能源投入来满足高速增长的经济需求的问题，以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甚至超过1的情况。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战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明确要求高质量发展，注重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等问题。
这期间，对于能源行业最重要的事件就是，2014年中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这是我党首次提出能源革命的论断，这是立体的、有深度的概念，意义重大而深远——人类要追求更好的文明形态和生活，不能靠简单的数量积累、规模扩张。
文明的重要基础是能源。人类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化石能源的广泛应用。与200多年前的那一轮能源革命相比，党中央近年提出的能源革命，将推动我们从工业文明走向新的生态文明，并提供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能源结构逐步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走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当前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各方面的进步，也使得新的能源革命变成可能。
我们需要从人类文明形态进步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次能源革命：能源从刀耕火种到化石能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化石能源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历史的大功臣，但是在推动工业文明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从煤炭、石油时代进入非化石能源时代，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是根本性的进步，因为它不会排放二氧化碳，对污染物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随后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以看作能源革命的两个里程碑。2015年，在中美两国元首带头发声明的基础上，各国提出国家自主贡献（NDC）后达成了《巴黎协定》。但这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做出的最低限度行动，还不足以抑制气候变化的幅度，所以还要进一步行动起来。于是，中国在2020年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带头往又前走了一步。
能源革命确定了未来方向，但是要到什么程度？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具体、定量的要求，决定了能源革命革多少、革到什么深度等内容。由此，能源革命的规划、目标、路径已然清晰，现在二三十岁的有志青年，可以投身能源革命这个伟大事业，到他们六七十岁的时候，恰好可以完成“双碳”目标。
当下需要澄清人们对低碳与安全的误解。认为碳就是能源，这是过去的惯性思维。正确的认知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并不需要污染物、温室气体。低碳的新能源是国家可以自主掌控的能源，不像石油、天然气存在对外依存度的问题。低碳发展和能源安全的矛盾是个伪命题，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从近期来看，低碳发展的同时，能源供给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要增加，“十四五”期间，还要增加约2%的供给。从长期来看，在能源低碳转型的过程中，能源系统会变得更健康更安全，能源的环境安全、气候安全和独立性都会得到提升。
展望：能源系统需根本性变革
面向未来，在“双碳”道路上，中国不可能走“自然达峰”这条路，需要直接走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方向，需要能源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
统筹来看，碳中和的抓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节能提效”，这是全球和中国降碳的首要措施，必须推进建筑、交通、工业、电力等行业的节能改造；二是在能源结构中，要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比例，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三是增加碳汇、鼓励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碳移除和碳利用技术；四是把碳交易、气候投融资、能源转型基金、碳中和促进法等作为引导碳减排的政策工具。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
一是要明确碳达峰不能冲高峰。现在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大概是100亿吨，未来10年估计在105亿～110亿吨。目前还做不到绝对量的达峰，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还要增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努力通过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来实现目标，如果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量高于GDP的增长，就可以逐步达峰。
实现碳中和并不容易，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周期普遍经历了45～70年，中国则承诺用30年时间，这表明了我们的责任感，但也意味着只有更有力度的减排、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才能实现碳中和。要想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必须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以较低的能源弹性系数（≤0.4），满足每年大约2%的能源增长。
二是“双碳”目标要基于社会发展进步，基于国际经验，基于国情。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我们处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化石能源占比还比较高的阶段，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化石能源减下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展还不能戛然而止。因此需要时间让化石能源不再增长、依靠非化石能源增长来替代，合理减排的步骤是先降低碳减排强度，而不是绝对量。
节能很重要，能源系统首先应追求能效。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节能提效也是减排的主力。中国将能源强度列入了考核指标，近年来有所进步，但还不够。2020年中国的能源强度（单位GDP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比2010年的2倍有进步，但仍然是OECD国家能源强度的2.7倍。如果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能源强度，就意味同样单位的GDP，消耗的能源可以减少30%，全年可以节约大约10亿吨标准煤。所以，节能提效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是绿色低碳的第一能源，是国家能源供需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要素。
三是要调整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这意味着不会轻轻松松实现，而是需要花大力气，这不仅是能源结构中哪个能源多一点、哪个能源少一点的问题。
中央最近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特别是电力系统，与以新能源（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非常不同。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的转变，难题就是后者如何提供稳定高质量的电力供应，答案是需要时间去解决新系统与灵活性资源、储能的结合问题。现在整个电力行业都在深入思考，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技术和投资，因此提供稳定的预期、引导投资进入同样重要。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最突出的问题是高耗能产业比例太大。很多研究机构都认为，高耗能产业虽然是重要产业部门，但总量不能再增长。实际上，如果总产量不再提高，单位产量的能耗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也会下降。比如吨钢煤耗，即使没有大的技术进步，仅靠改善管理、数字化技术应用，每年就可以降低0.5%。
产业调整不是不发展，不是影响发展，而是决策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聚力新基建建设，这才是进步；总是抱着老的高耗能产业，不仅不能带动国家进步，而且会带来能源系统和技术落后、社会创新乏力、新发展理念不落地、低效投资等风险。一个国家需要进步，才能走在世界前列，就像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前途。
